我们讲读国学经典，何谓经典？在古代有所专指，比如《史通·叙事》记述：“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指的是儒家的典籍。今天我们讲读经典，太专或太狭，显然不合时宜，古今中外的典籍，其中有大量的经典，但也不能太过泛化，导致“经”非经，“典”非典，所以概括而言，只有经过历史检验和洗练的、承载文化传统之积极精神且具有典范意义的书籍，方可奉为经典。
我们读经典，要有情怀，参与其中，所谓“不隔”之心境。所以，我说的人文情境，是指凡读中国古典或认知传统文化精髓所必备的、人同其心又同其情的“情境”。择要谈四点：
道德情境
中国古代文化以伦理文化为主，最重“礼义”，礼的精神彰显于道德观，礼的形式则所谓“衣冠礼仪”，“文章光华”。而“道德”一词，重在“德”，“道”是通往“德”的途径。道德崇高而广大，然古人讲究“践履”（即实践），所以示知广大民众，德教最初或最基本归于一字：孝。“孝者，教也”，教育之教的字源来自孝，所以《孝经》中有“百善孝为先”的说法。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于古代的农耕经济，极重血缘与家庭，而孝敬父母，友于兄弟（所谓的“孝悌”）为其思想核心。孔子教弟子，也重一“孝”，以之为本，但如何将个体的“孝”发展为“孝文化”，将孝的教育转化为孝的情怀，由此，古人提出了“孝养”“孝顺”与“孝敬”三层次的义理。
然而，孝仅限于“养”可否？我们来看《论语·为政》所载孔子答弟子问的一段话：“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刘宝楠《论语注》引孟子说：“养而不爱，豕畜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是生存之“养”，还是孝道之“养”，前者同“犬马”，后者乃“人伦”，所以关键在一“敬”字，做到了“孝敬”，才是孝文化的核心，人对“孝”有了“敬畏”之心，才能内化为道德的情怀。
回到刚才说的孔子说孝敬，敬，就是敬畏，所以宋代理学家为人、治学，无不倡导“居敬”，这是由孝义的敬畏，扩展到对人生与事业的敬畏。而中国文化经典中为何反复强调“敬”字，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纯粹性宗教的缺失有关。
学术情境
中国文化经典，始终贯穿着主智与求真的精神，用求真的心态去认知经典，即是学术的情境。在经典中，绝对真理易识，相对真理难求，而像孟子所谓“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类的探寻，更重要的是对相对真理的认知与理解。
在古人的笔下，这种求知求真的心态，往往以一种情境展开。如朱熹有首小诗叫《观书有感》，他是这样写的：“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后人编的《濂洛风雅》收了这首诗，称谓“言日新之功”。我们看这首诗，写的是读书，却寄意物象“方塘”、“鉴（镜）开”、“天光”、“云影”，补足其形、其景、其境，妙处在第三句“清如许”一问，末句“活水来”一答，不着痕迹的将人生治学、积学、求知、求真，以至触类旁通、豁然开朗的“日新之功”体达而出，创造出的就是一种学术的情境。
在如此情境中，我们阅读有关孔子的“主智”言论，就会在愉悦的心境中得到启迪，汲取智慧。如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是区分了知识与智慧的辩证关系；他又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上），强调的是学与思并进而不可偏废的道理。在《论语》首章《学而篇》的第一句话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人们对“学”的解释已多，而尝忽略了“习”字的重要性，东汉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习”说：“鸟数飞也。”
如何理解与营造阅读经典的学术情境，传统智慧依然启迪无穷，这可从学术的对待关系来考察。我想可择要说三点，分别是“博与精”、“渐与顿”、“得与失”。
先看“博与精”。学习要博览群书，拓展视野，人们说“开卷有益”“世事洞明皆学问”就是这个道理。
次述“渐与顿”。古代经典示求实、求知、求真之法，分渐悟与顿悟两类。孔子授学以“时习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均是渐习而求知。这种渐进方法，也表现在古代学制的要求，如《礼记·学记》分述大学之道的九年教育：“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渐习积累知识，增进学养。与渐习对应的是顿悟。
再谈“得与失”。学习经典，无非是要有获得，而经典本身给我们的诸多训示，也强调人生有“得”，无论是“得利”，还是“得道”。然而，获得容易，舍得难，舍得就是舍去获得，即“失”。[NextPage]
艺术情境
人是物理的人，是生物的人，更应该是有趣味的人。我们说“品味人生”，正包含了这种趣味。宗白华先生有篇文章叫《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认为人生有功利、伦理、政治、学术、宗教五种境界，所谓“功利境界主于利，伦理境界主于爱，政治境界主于权，学术境界主于真，宗教境界主于神。但介乎后二者之间……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是艺术的境界。艺术境界主于美”。而我们如何在阅读经典时得到审美的趣味，首先在于我们要有一种审美的心态去认识经典，理解经典，这种互为，正是艺术的情境。
艺术境界与学术境界的不同，在于创“形象”以为“象征”。古代文学经典中这种例证极多。例如《诗经·采薇》所言“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喻指一位戍卒背井离乡的情境。东晋宰相谢安曾问他家的子弟“毛诗中何句最好”，谢玄回答就是这句。南朝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说“依依尽杨柳之貌”，“杨柳”已由一种植物形象化成“别情”的象征。宋代词人柳永有首《雨霖铃》赠别词，写得离情愁绪，凄婉精美，然全词的艺术高潮，则在“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自然情境
在阅读文化经典时，我时常感受到古人顺应自然的思想，包括人生顺其自然的观念，珍惜自然的情怀，但这种顺应的内在核心，却是“天人合一”的自然情境。
宋代思想家张载在他写的《西铭》中说：“乾为父，坤为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所谓“民胞物与”的情怀，已包涵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相利而不相害的思想。这一观念源自古老的《易经》文化，前贤为了统合人类与自然，社会与家庭，将《易》之八卦“乾、坤、震、坎、艮、巽、离、兑”之卦象与自然中的“天、地、雷、水、山、风、火、泽”之物象，以及家庭组合之“父、母、长男、中男、少男、长女、中女、少女”的人伦之象结合，组合成一完整的兼容自然与人伦的亲和体系。这种珍惜，是可贵的情怀。
濠梁之辩”在《庄子》的《秋水篇》中，也是一段有关自然的精彩问对。说的是庄周与惠施“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惠施属名辩学派，采用的是非此即彼的逻辑判断；而庄子是自然学派，倡导的是趣味判断，是典型的“物化”观，人与天地并为“三才”，共生共济，才能有如此“鱼乐”之境，亦即我说的自然情境。
这又使我想起苏东坡《前赤壁赋》中的一段话：“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在人类经济快速发展、人类自然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的当今社会，庄子“乐自然”与苏东坡的与自然“共适”的说法，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原创作品，转自“光明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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