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时代的区域文化张力
——论巴文化研究的意义与向度
李万斌 何易展
摘 要：“巴”是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一支民系，巴文化既有地域性也有民族性的内涵，其表现形态也有着丰富性和复杂性。巴文化的研究向度必须着眼于多维度和全球化视域下的新视野观照。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必然向全球推广与普及，而对带有民族性或区域性特色的巴文化研究在推动文化强国战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球化战略中更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巴文化 文化多样化 向度 同质化
巴文化与儒家文化、蜀文化、渝文化、楚文化、吴文化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在《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典籍中就曾以“巴蜀”、“巴渝(俞)”或“巴楚”并举 ，足见各族群或地域文化间之相互影响。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在文化强国的时代大背景下，巴文化研究也益愈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巴文化研究必将逐渐成为地域文化研究与文化多元化研究实例中的重镇，因而巴文化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以及人文精神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一、巴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巴文化研究是一项历时性任务，故“巴文化”实际也是一个比较广义的概念，可谓包轹古今，既有地域文化的根因，也有民族文化的情缘。究其始，巴文化是巴国王族和巴地各族人民所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其社会结构的总和。因而“巴文化”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可以说含涉巴人或巴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人文领域，而一般意义之巴人或巴族是指中国古代西南及中南地区的一种族群，然巴人之后裔不断传承和弘扬其文化与文化精神，故“巴文化”之研究又绝非仅止于古昔。至于地域范畴之古“巴”地，主要涉今四川东部秦巴山区及其腹地，大体包括四川达州及重庆全境、北接汉水、东南至鄂西清江流域。春秋战国之际向西发展，在民族迁徙中，巴文化得以沿途传播，并与其他族群进行文化交流，其染翰习薰之地可谓实及于陕南、鄂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之大部分地区，其影响比及华夏。
由此可见，巴文化影响在历史上具有广阔的地域空间和受众范围，这从巴蜀文化、巴楚文化、巴渝文化等研究中所含涉的“巴”文化研究因素，足可以见出巴文化与其他文化因子和形态的共存性与重要性。尽管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中原儒家文化为其主流，但各地域所呈现的亚文化圈却共同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繁荣。因而巴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也必然有着极深的联系。从历史衍进的角度而论，巴先民是中华民族的源头之一，这可以从人类考古学所发现的中国南方古猿，以及“巫山人”、“建始人”、“长阳人”等原始古人类可以得到证明，它们与古代巴人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对人类的“非洲起源论”学说可以说极具有挑战意义。其次，巴文化在历史上应是一个重要的族群文化和地域性文化，按人类学与考古学的“文化圈”理论，巴文化是居于西南山地文化圈中的核心文化形态。周武王时巴人就建立了雄居西南的古巴子国，其疆域“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1〕，与汉文化、楚文化、蜀文化等相互融合而形成一个包含多层次、多维度的区域文化形态。巴文化研究对廓清、还原或重构民族文化交融以及中原传统文化与巴文化之间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从文献的依据来看，在夏商时期巴人文字就已初步产生，在巴人居地所出土的青铜器，如戈、矛、铤、编钟等器物上刻有巴文字，并曾出土廩君时代遗址中的陶印章，在距今5000余年前的大溪文化三峡宜昌杨家湾遗址发现60余个原始文字刻画符号〔2〕，这些符号比甲骨文、金文都要早都多，一些学者由此认为，巴人先民于此期已进入文字初创阶段〔3〕。而且殷代甲骨文中已有“巴”字，其形为“ ”，《甲骨文编•附录》即注此字为“巴”〔4〕。中国社会科学院曹定云先生对此字释“巴”作有专门的补释〔5〕。而对巴文化的研究可以溯及先秦。在周秦汉的文献中已多有对巴国、巴人或巴地、巴物的记载，如《尸子》谓“驸马其为荆王使于巴”〔6〕，《荀子》卷十一则载秦国“北与胡、貉为邻，西有巴、戎”〔7〕，而《华阳国志•巴志》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8〕《山海经•海内南经》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9〕从历史文献中已可见出巴族及巴文化在民族统一与融合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华阳国志•巴志》就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着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10〕此外，《管子》、《韩非子》、《计然万物录》、《吕氏春秋》、《史记》、《汉书》、《后汉书》、《汉纪》、《后汉纪》、《战国策注》、《盐铁论》、《新书》、《说苑》、《东观汉纪》、《论衡》、《楚辞》、《尚书注疏》、《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等都有对“巴”的记载。
由于巴人在民族交流与融合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对巴民族及其文化进行研究已成为历史之共识。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迅速发展，全球化与文化发展的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巴文化研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也呈现出紧迫的现实研究意义与作用。其具体表现在：
其一，巴文化研究具有推动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趋势和文化强国战略实施的时代大意义。在新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坚守文化的多样化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文化多样化可以说是人类的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即称“文化多样化是人类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前提”〔11〕，因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对中国各地域各族群的亚文化圈的研究同样重要。从这些研究中我们或许可以窥见民族持久繁荣的动力与根因，为中华民族的振兴提供新的助力。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全球化趋势下，文化虽渐显趋同之势，然此种趋同之势必定是以人类的共性为基础的，那就是由人类的某些共同的人性所决定的，但文化问题又具有特殊性与复杂性，它与民族、地域等有诸多的联系，因而文化又具有多样化特征，其不同形态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此亦得到历史的反复证明。而全球化发展趋势实际与文化的多样化并不相悖，全球化趋势势必促成文化向全球的普及与推动，但却籍此反映了世界各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的趋向。因而，文化发展的民族化特征不可能也不应消融于全球化浪潮中而被一种普适的世界文化所取代。〔12〕
其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也必然带动区域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巴文化研究不但有利于推动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也有利于多元文化发展中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复兴，甚至也有利于世界民族的和谐共存。从小处讲，巴文化研究的开展与深入有利于了解地域文化的特色与特质，并以地域文化研究为中心，促进区域文化、经济、教育 、旅游等产业发展，从而带动新的经济增长点。从全球化的眼光来看，巴文化研究正是尊重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实例，池田大作与杜维明在其《对话的文明——池田大作与杜维明对谈集》中就指出，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是争取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前提条件。当然这种思维无疑肯定了文化发展的共存化特征，它表明人类历史由众多的文明形态在不断碰撞和交互作用下发展演变而成，因而从此种意义上讲，巴文化研究乃是发掘和弘扬传统文化，其同样有利于推动汉文化的整体研究，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交融与建构，以学术为纽带，增进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域文化、不同时代文化之间的理解与沟通，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复兴，也带动世界民族文化的和谐共存。
其三，尽管巴文化研究具有上述重要的意义，但就巴文化研究的现实来看，却面临着逐渐边缘化的危机，此种危机也是巴文化研究的重要推动力，也使巴文化研究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巴文化研究的边缘化危机首先表现在巴文化研究的范畴从杂合到独立，再趋各本其域。其次，由于研究的难度、研究形态的局限，导致边缘化危机的加剧。诸种危机也是笔者当下必须力倡巴文化研究之目的与意义。川、鄂、渝等地纷纷兴起的巴蜀文化、巴楚文化和巴渝文化研究等，似乎都与巴文化研究相关，但实际其重心各侧重于本地蜀文化、楚文化和渝文化，而“巴文化”研究渐有成边缘化的趋势。虽对巴文化的涉猎与记载可以远溯夏商周之世，但近代对巴文化的研究却是与“巴蜀文化”研究相伴并生的，历时已逾80年。当然对“巴蜀文化”研究范畴的提出可能有囿于当时行政区域的背景，也可能有历史上因二地紧邻多以“巴蜀”并举之故。《吕氏春秋》记吴王阖庐“西伐至於巴蜀，北迫齐晋，令行中国。”〔13〕《汉书》中不下60余处以“巴蜀”并举〔14〕。自20世纪70年代，随着鄂西与三峡等地发掘的丰富的文物资料表现出巴文化与蜀文化遗存的一些差异，使得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研究等逐渐将“巴文化”从“巴蜀文化”的旧概念中分离出来。就目前研究的状况而言，或依旧有囿于“巴”为族群或地域之争。正如段渝先生所说“不论在先秦巴史、巴文化还是巴蜀文化、巴楚文化的研究中，学术界首先面临着一大难题，那就是如何解决巴与巴文化的内涵问题，如何界定巴文化的时空位置、表现形态和族属问题。长期以来，学者们由于从不同视角、不同时空关系上去理解巴与巴文化，所以歧见纷出，聚讼难平，至今在许多基本问题上仍远未达成共识。”〔15〕由于上述诸原因，加上考古文献等还有待进一步发掘，从而巴文化的问题变得益愈错综复杂。有学者甚至认为巴文化问题甚至已经成为先秦史上最复杂、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16〕。这无疑为研究队伍、研究成果造成巨大的畏途。当然最复杂、最难解决的问题也可能是最有研究意义的问题，因而四川文理学院成立的巴文化研究院在此种背景下致力于巴文化研究的开展，其意义之重要自是不言而喻的。
二、巴文化研究的向度
“巴”与“巴文化”有着极其复杂的内涵，由于其民族性与地域性的交织、民族迁徙与融合等，其中巴文化至少可以说应包含巴国文化和巴地文化两种组成或层次。历史上多次战乱与民族迁徙导致古巴国南移或西迁，於是巴文化与原有土著文化或后来移入文化相共生而互融，使其从地域和形态上得以充分整合。因此，我们对巴文化的理解与研究似乎也不应囿于单一文化和地域范畴，而或主要着眼于以下三个向度。
(一)在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的趋势下重塑巴文化研究的新视野
随着资本经济的全球扩张，世界各民族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也发生了更为广泛的交流、碰撞与融合，这可以以今日英语世界在全球的语言文化渗透，中国在海外大量成立孔子学院等为极好的例证。当然伴随着新技术新媒体的参与，也带动全球文化的演变，文化“同质化” 的风险与危机也随之增大，但由历史与人性的共同特质(或者说对自由等的本能性追求)所决定，文化的民族性与区域性特征又必然消减文化“同质化”的可能，即不可能会出现一种世界性的独立形态的普适文化，反过来却会推动变革同质化趋势弘扬文化多样化传统的热潮，因此在此种背景下文化多样化的兴起与发展也为巴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维度。
要摆脱近年来巴文化研究中的种种纠葛与矛盾，必须把握注重古今、注重形态、注重联系的原则。首先，对巴文化研究必然涉及对巴文化历史的了解，其中自然涉及到对巴人、巴国、巴地等历史形态的调查与研究，而此种研究必须建立在对古代文献的复原与再释基础上，这个过程又必须是以唯物主义及历史性与理性批评相结合的眼界来审度，既要依托“前见”，又要超脱“前见”；既要立足古史文明，又要拓宇巴文化的当下发展，唯有如此才能以历史地、辩证地、联系地观点来思考综汇巴文化研究中的种种难题。其次，巴文化研究要注重巴文化的民族性与区域性等本质表现形态，既要注重物质的呈现，也要注重精神的呈现，即物质与非物质的两种表现形态，而且要釐清巴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纠纷，还要注意巴人与巴地两种形态的重叠与整合。段渝先生就认为“巴”这一名称就包有地、人、族、国、文化等多层次的复杂内涵，是一个复合性概念〔17〕。因而巴文化研究势必带来巴文化的民族性与地域性探究与争论的问题，而此种形态的关系与整合也必将成为研究的重点与难点。再者，由于巴文化研究的范围或途径可能涉及历史考古、文献文学、田野调查与走访等，而其所涉及学科又几乎无所不包，故而注重联系可以说既是研究的方法，也是研究需持行的一种思维方式。孔子谓“礼失而求诸野”〔18〕，这其中就阐明了对文化的印证与考索，既需要对考古文献进行研究，更需要对民俗文化进行研究。如果这只是联系的方法层次，而我们对巴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巴蜀文化、巴楚文化、巴渝文化，甚至吴地与巴文化等之间的关系考索则是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其联系方式的思维指引。
(二) 在区域化与边缘化危机竞逐中掮负历史与人文精神传承
随着考古学的大量文献发掘，巴文化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从“巴蜀文化”研究的领域中独立出来，但就其考古地域和研究区域来说，主要为川东(包括重庆大部分)、鄂西与陕南地区，在今四川达州或邻近地区先后发掘了大量夏商周时期的巴文化遗址，如宣汉罗家坝遗址、渠县城坝遗址、阆中彭城遗址和兰家坝遗址、重庆云阳李家坝遗址、万县中坝子遗址等。而且据《汉书》颜师古注〔19〕及南北朝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20〕以及《华阳国志》等所载 ，达州市可谓地处巴文化研究的重要核心区，其辖区巴文化遗址群落极需进一步探明发掘，然从行政区划来看，达州又远离成都政治经济中心，而又被遗弃于重庆发展框架之外，从其区域辐射影响而言，二者对达州的优势带动也尽止于强弩之末。这种行政地域上的边缘化危机或许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影响学术的边缘化。然而，结合巴文化的民族性与地域性特征，从巴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实状况来看，巴文化研究在当前新经济时代具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的建立不仅拥有独特的区域优势，更有打破区域与学术边缘化危机的重大意义，而且自命于在不断加强巴文化资源整合与掮负历史与人文精神传承中负艰任远。
要打破边缘化危机，既要兼顾巴文化民族性与地域性的统一，也要了解其能远播文明不被阻断，而能与中原传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之间共存的开放包容的“和合”之姿和人文精神。打破边缘化危机的内在机理似有追求文化的“同质”化涵义，但这种同质应是一种文化本质的相通，或者说人文精神的相通，如果以此而论文化全球化的结果也必然是以“同质”(人文精神与人性共通)为追求目的，而这种本质的追求却非以一形一态之表现，故而强调文化的民族性与地域性并非是“去同质”化，而应是“去同形”化。因而打破边缘化危机内涵着寻求文化本质联系的必要性，也蕴涵着弘扬与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性。以西方美学在中国的发展为例，王国维、梁启超辈引入西方近代美学，他们正是以一种开放与包容的学术视野为中国美学注入新的活力，而此后一些论者或有不明中国古典美学特有的叙述与表达方式，或者说体验形态，往往漠视中国美学的民族性与地域性特征，於是盛嚣中国古典美学的有无与中国美学的生存危机，然而无论所谓中国美学的西方化，还是西方美学的中国化，等它们浮现出其中一些共同的本质特征时，其必然又带来美学的世界化。这同样在中国的儒、释、道教和国外的宗教、信仰、文化的历史形态或发展中找到印证。各民族文化之间有着诸多的差异也必然有着一些共性存在，当然我反对一般意义上的世界文化的“普适化”，因为一般学者的“普适化”〔21〕概念是一种形态上的普适化，而非本质上的共性的普适化。世界上各民族的人类尽管有民族、种族、语言、地域等差异，但却都应有人类的共性，因而文化也应有着内在的共性。这种共性极大地体现在人文精神。正如人无具人的共性何其为人呢？无人文精神又何其为精神层面或社会性之人类呢？从这种意义上讲，巴文化研究其重要的向度之一也便是弘扬与传承巴文化涵育的人文精神与传统。
(三)在新经济与文化创意时代推进巴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文化的全球化战略也益愈重要，这也成为推行文化强国战略的世界大背景。而文化产业创新则几乎成为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2008年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定义“文化创意”为：“包括想象力在内，一种产生原创概念的能力，以及能用新的方式诠释世界，并用文字、声音与图像加以表达”〔22〕。实际上它为我们的民族文化或区域文化研究的应用化与产业化方向指明了道路。在文化产业创新中区域文化研究具有独特的优势与作用，因为民族文化和区域文化更具有特色和原创性，在表现形态上有“去同形化”因素，这种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巴文化由于其特殊的山地地理位置和民族性特征，其涉及巴人或巴地文学、音乐、绘画、书法、雕塑、舞蹈、建筑、器物、民俗等极其丰富，这些东西的发掘、整理、再现与再诠释，都能使文化产业创意与经济极好地契合，从而带动地方文化艺术普及、教育繁荣振兴与旅游经济开发。
当然在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中，必然离不开相关学术研究机构和平台，由于巴文化研究目前尚存在诸多复杂的问题，如对巴文化中涉及民俗、文学、艺术等或非物质形态的文化考古还有待深入的拓展，其次对巴文化各时期遗址、墓葬、器物的发掘与整理工作也有待进一步开展，只有在这些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尽量真实丰富地还原巴文化形态，才有可能为巴文化产业或中国传统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更多的契机和可能，否则既使一些趋于产业化的举措都只能是一种意向性的或初期阶段的文化浅示。同时唯有利用科研机构与公司商业化运作相结合的方式，创造巴文化特色文化品牌，将传统民族文化及区域文化发展与多媒体技术、软件开发、信息咨询、创意设计、图书出版、影视娱乐、文化旅游等结合起来才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与活力。
因而巴文化研究院推崇严谨朴实，力黜虚诞浮华的学风；向往学思并进，主张多方取径，博资广会，避免固执偏狭；既倡导与实践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综合研究，也希望带有文化大视野的理论建构；既希望有学术的洞见与睿思，也希望有服务方域，振兴经济之实策与践举。此为本研究院之学术宗旨，籍此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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