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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学术 以文化人

作者:学术论文 来源:2014/11/23 15:24:25 发表于:2014年11月23日 文章点击数:3488 【打印】

                                             孟兆怀
                               (四川文理学院,四川 达州 635000)


       摘 要:巴文化历史悠久,对中原传统文化在南方的传播起着重要的桥介,因而其与南方诸少数民族文化有着重要的关系。但当前巴文化研究却面临诸多困境,甚至被遮蔽和边缘化,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的成立正是力图为巴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还原巴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承担起巴地人文精神传承,为振兴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做出时代担当。
       关键词:巴文化 以文化人 西南山地文化 族群文化 向度

 

       “巴”是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一支民系,巴文化既有地域性也有民族性的内涵。中国历史上对“巴”的记载很早,但近代学术真正开始对巴文化进行研究则始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世纪四十年代,学术界首次提出了“巴蜀文化”的概念[1]。自此,巴蜀文化研究走过了80年的风雨历程,各种著述非常丰富。但是,由于传统上一直都是“巴蜀”并称,而且研究的重点也基本上以“蜀文化”居多,真正对“巴文化”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巴文化”事实上被学术界长期冷落。近年来,随着巴地一些重大的考古发现,学术界已经认识到“巴文化”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而它的光辉长久以来被蜀文化所掩盖。因此,巴文化将是一个古老而又全新的研究课题。 [NextPage]
       一、巴文化研究院成立的背景及意义
       我校巴文化研究院是在原挂靠于中文系的巴渠文化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该研究所自1992年成立,至今22年,虽然研究所陆续取得了一些可喜的研究成就,但由于机构一直是挂靠在中文系运作,所以其发展受到了一定限制,自2012年底我校开始酝酿在研究所基础上组建独立的巴文化研究中心或研究院,建制同于二级学院,规模逐年增扩。经过多方调研论证和协调,巴文化研究院终于于2014年7月28日正式成立。
       由于我校地处巴山腹地,是川东巴文化核心区域的唯一一所本科高等院校,其对巴文化研究的开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优势。而且我校一直秉承“惟精惟是”的优秀学术传统,因而主张研究院潜心学术,积极地以学术为纽带,既要增进对传统文化和区域民族文化的研究,也要积极地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巴文化可以说是西南山地文化圈层中最璀璨的,它作为联系中原传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以及与蜀、楚、秦、吴等地方性文化之间的一种重要文化纽带,其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是不可忽视的,更不应处在地方文化研究群落中的边缘化地位。任何学术研究,其终极目的,都是以文化人。《周易》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2]。学术是人文的活动,同样也是以人文为研究对象和目的的,北宋王禹偁就说有唐“以武勘乱,以文化人”[3],文化的功用致有唐一代达到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鼎盛,唐代李元宾(观)《与膳部陈员外书》就云:“当今朝廷洪雅尚文,以文化人,四方翕然听命于有司”[4]。足见文化的治政兴教之功。
       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的成立,自然以其学术研究作为主要的任务,因而其办院宗旨基本上可以确立为:“繁荣学术,推出精品;挖掘瑰宝,以文化人。”既然是将“繁荣学术”作为主要的手段和途径,而“以文化人”作为根本之目的,但如何推出精品,如何去发现和挖掘瑰宝,却是提到我们每一位研究人员面前的现实的主要任务。要完成这些任务,实现学术之宗旨,建立体制健全、人才齐备的研究院就势在必行,这也可以有效地打破单兵作战的困境,逐渐破除目前巴文化研究面临的边缘化的学术危机,因而它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与弘扬巴域传统文化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有学者认为巴文化问题甚至已经成为先秦史上最复杂、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5]。当然,这无疑为研究队伍、研究成果等造成巨大的畏途,但最复杂、最难解决的问题也可能是最有研究意义的问题,因而四川文理学院成立的巴文化研究院在此种背景下致力于巴文化研究的开展,其意义之重要自是不言而喻。巴文化研究院的成立与巴文化研究本身的意义是不可分的,因此我从下面几个方面来阐释巴文化研究的意义,自然也可以进一步认清我校成立巴文化研究院的必要性。
       二、巴文化研究的内涵与向度
       (一) 巴文化是西南山地主要的核心文化形态,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包容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对巴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和周边诸族群文化的关系研究,以及其历史源流应是目前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向度之一。巴文化虽在历史上应是一个重要的族群文化和地域性文化,但按人类学与考古学的“文化圈”理论,巴文化却是居于西南山地文化圈中的核心文化形态。《华阳国志》就称早在泛信史时代的三皇五帝之世,华阳之壤,就有巴、蜀之国,足见巴国及其巴文化历史之悠久 [6]。而至于信史时期的周武王时巴人就建立了雄居西南的古巴子国,其疆域“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7],由此可见巴文化虽具有地域特征,但其对中原传统文化的在南方的传播具有重要作用,这可以从今天川东及其它巴地出土的大量汉代器物、汉阙、建筑遗址等得到证明。渠县就保存有汉阙十余处。可以说在较早的历史时期巴文化与汉文化、楚文化、蜀文化等就相互融合而形成了一个包含多层次、多维度的区域文化形态。因此巴文化研究对廓清、还原或重构民族文化交融以及中原传统文化与巴文化之间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NextPage]
       (二) 巴文化研究有利于推动学术繁荣,实现“以文化人”的学术目的,由此巴文化研究同样应掮负起人文精神传承的主要社会责任,这是巴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和内容。巴文化研究与齐鲁文化、吴越文化、三晋文化等一样,是民族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一支,其学术研究的深入,既有利于推动全局性学术繁荣,也有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其成果的传播和再释必然达到以文化人的特殊效果。如对中国上古文化主从问题、古民族迁徙问题等,随着南方考古文化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既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但也同时为我们重新认识和看待中国早期古史和文化提出了更为科学的依据。从历史衍进的角度而论,巴先民是中华民族的源头之一,这可以从人类考古学所发现的中国南方古猿,以及“巫山人”、“建始人”、“长阳人”等原始古人类可以得到证明,它们与古代巴人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对人类的“非洲起源论”学说可以说就极具有挑战意义[8]。由此可见,巴文化研究对于进一步推动全球性学术研究都是极具有重要意义的。
       (三) 巴文化的研究有利于推动和深化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构想,具有伟大的时代意义,因而巴文化研究必须与现实致用相结合,推动巴文化的普及与创新性发展及产业化转型,这也是巴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向度之一。
       巴文化作为西南山地文化圈中的核心文化形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丰富具有重要意义,而通过对巴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窥见民族持久繁荣的动力与根因,从而为中华民族的振兴提供新的助力。习近平同志就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9]。由此可见,文化繁荣发展也是执政兴国的根本。以史为鉴,秦一统天下,废文用暴,焚书坑儒,至二世而亡;汉以秦鉴,尊儒重文,修礼而治,创四百余年之伟业。所以要实现文化强国的战略构想,践行中国梦,就必须要以文化人。因此,巴文化的研究,就是在切切实实践行文化强国战略的具体措施,推动全民族重视文化、复兴文化,从而真正达到以文化人的目的。
       三、巴文化研究对南方民族文化传播的推动
       南方民族文化在中国传统主流文化视野中一直被视为蛮夷文化,但恰是在这些所谓的“蛮夷”之地,不仅将中原文化加以融合、创新,并不断传播,而且还创造性地发展了自具特色的文化样态。如“下里巴人”可以说就是早期南方音乐文化样态,它与“阳春白雪”一样[10],共同构建了传统文化的繁荣。
而且,巴文化与其它民族文化形态一样,构成了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迅速发展,全球化与文化发展的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巴文化研究在推动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 有利于推动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世界化认知,增强民族自信和凝合力。巴文化作为区域性民族文化,它象世界诸多民族文化一样,是构成世界文化的一支,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巴文化研究十分有利于推动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趋势。不论是为促进学术繁荣,还是促进政治、经济、军事等的多极和谐,它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从文化特性来说,巴文化与南方诸多少数民族文化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且它们遗存的建筑、绘画、雕刻、音乐、歌舞、文学等艺术及其它陶瓷、漆染、金属加工工艺等,可以说是世界文化的瑰宝。巴文化与楚文化一样,同样好“淫祀巫祝”的习俗[11],而且据《华阳国志》《汉书》《后汉书》等记载,巴与南方诸多少数民族都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12],其文化之间也有着许多共性,巴文化的研究对于进一步了解和传播南方诸少数民族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NextPage]
       巴文化的传播,诸如巴山民歌、巴山背二哥、竹枝词、巴渝舞,以及薅草民歌、土家族摆手舞、巴地皮影戏等,它们都属于巴文化研究的范畴,通过深入研究,不断扩大其传播和影响,达到世界化认知,从而不断增强民族自信和民族凝聚力。这一过程是与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一致的。但在新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坚守文化的多样化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从中西方的文化发展史来看,中西文化既有差异,也有共性,这种共性的基础可以说就是由人性所决定的,正如一些西方文化人类学家所认为的各地原始人类的文化极其惊人的相似,就在于他们都建立在人类的原始思维方式上,无论是原始思维方式中的“万物有灵论”[13],还是“原逻辑思维论”[14],实际上都不过暗示了原始人类注重到了事物的共性与联系,由此也才导致文化的共性。但文化问题又具有特殊性与复杂性,它与民族、地域等有诸多的联系,因而文化确实又具有多样化特征,其不同形态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文化多样化可以说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对中国各地域各族群的亚文化圈的研究正是推动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这种多元化发展趋势不仅是文化发展的趋势,也蕴含了世界人民对自由与和谐共处的政治多元趋势。因此,从全球化的眼光来看,巴文化研究正是尊重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实例。人类历史由众多的文明形态在不断碰撞和交互作用下发展演变而成,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是争取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前提条件。
        (二) 巴文化研究有利于推动南方各经济区域形成文化向心力和整合力,实现文化软实力打造,推动区域文化可持续发展和传统文化精神传承。巴地作为中原之民南迁的主要的途径,对巴域文化的深入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南方诸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本来关系,有利于进一步廓清巴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以及与蜀文化、楚文化和渝文化等之间的历史源流和本来关系,同时这种研究对文化传承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习近平同志就讲“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9]。从“巴”的先民来看,与周同属姬姓[6],皆为黄帝之后,这支民系在流迁中不断与蜀、楚等发生交流与融合。从此种意义上讲,巴文化研究乃是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它同样有利于推动汉文化的整体研究,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交融与建构。当然,对巴文化的深入研究,也有利于了解地域文化的特色与特质,并以地域文化研究为中心,促进区域文化、经济、教育、旅游等产业发展,从而带动新的经济增长点。但产业开发必须是以学术研究为基础和条件的,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发明源流、传承文化,并以此为基础和依托,才能使文化产业等开发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持久的经济效益。
       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与文化精神传承的关系是极密切的。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儒学学术研讨会上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既有的文化传统。这个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文化积淀,构成了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标识、文化血脉和价值系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党和国家把传统文化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我国历史文化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繁荣兴旺的时期,巴文化研究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面临着极好的历史发展机遇,文化精神传承必将为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永恒的动力。 [NextPage]
       四、结语
       巴文化研究和巴文化研究院的任务都可谓任重而道远,就目前巴文化研究的现状来看,一方面,我们研究的方向、内容、空间还需要不断地明确、丰富和拓展;另一方面,在如何更好地开发利用巴文化,促进社会发展方面也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巴文化研究中要不断运用新思想、新方法,从新的视野和角度不断提出新课题,为巴文化研究开辟更加广阔的学术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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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24.
[3]王禹偁.建谿處士贈大理評事桞府君墓碣銘并序[A].小畜集:卷三十[M].四部丛刊景宋本.
[4]〔清〕董诰.全唐文:卷五三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5416.
[5]段渝.先秦巴文化与巴楚文化的形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6):P12-19.
[6]〔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4:20.
[7]〔晋〕常璩.华阳国志[M].济南:齐鲁书社,2002:2.
[8]〔俄〕阿•潘•杰烈维扬科.欧亚大陆人类的起源与现代居民的起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1):33-44.
[9]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656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4-9-25,第2版.
[10]〔汉〕刘向撰.新序:卷一杂事第一[G]//四部丛刊景明翻宋本.
[11]〔唐〕令狐德棻撰.周书:卷四十九列傳第四十一異域上.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12]〔南北朝〕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65:2840-2843.
[13]〔英〕爱德华•泰勒撰,连树声译.原始文化[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4]〔法〕列维•布留尔撰,丁由译.原始思维[M].商务印书馆,2010.
                                         

                                                   (本文发表于《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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